中国实体经济:创新问题,还是效率问题?

□伍晓鹰   2017-08-04 23:08:28

当越来越需要依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维持高增长,当这样的目的越来越促使政府参与并主导资源分配,中国经济就被引上了一条高速低效的增长轨道

“创新”口号升温与全要素生产率下滑

最近一两年来,在中国政治经济语汇中,“创新”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效率”一词几近消失。

表面上看,把解决实体经济的着眼点放在创新上似乎没什么错误。然而,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纲领性文件如此强调创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创新不足,而不是长期因政府主导资源分配所导致的严重低效率问题。

笔者以行业生产率核算体系为基础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依靠超高投资推动的,并没有完全摆脱粗放的低效率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TFP)虽然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负增长表现,但是一直增长缓慢且没有持续性。通过对全部行业进行加权测算,整个中国经济的TFP在1980-1991年期间每年增长0.8%,在1991-2001年期间提高到1.0%。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后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竞争,通过城市化、高科技园、重工业化措施以提高GDP增长率,并没有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尽管中国加入了WTO,TFP在2001-2007年期间的年增长率放缓到0.6%。全球金融危机后,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TFP在2007-2012年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年平均值为-2.3%。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误解

谈到全要素生产率,很多人会根据索洛增长模型简单地联想到技术进步。但是,由于忽略了该模型的基本理论假定,不了解索洛之后增长经济学在指数增长核算方法上的一系列进步,特别是在有关要素投入测算的微观基础方面的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一些误解。

一个误解来自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思维逻辑,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创新等同于技术进步,进而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另一个误解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进步的本质不是创新而是引进和模仿,而且被引进和模仿的新技术已经内含于机器设备之中,所以这样的经济体并不需要(反映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全要素生产率低增长或零增长也不奇怪。

这两个误解的共同问题是,忽视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效率。第一个误解把创新和效率的位置颠倒了,误认为只要可以推动创新,就一定会解决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第二个误解假定购买(内含于机器设备中的)新技术的成本不需要通过产出评价,也就是说不需要考虑效率问题,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效率和创新不能本末倒置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在追求效率和追求创新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是后者的动力。在竞争性分配资源的市场制度条件下,效率是企业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刺激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最终推动了技术进步。这反映在增长核算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是制度问题。只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中,企业才会通过不断降低成本的努力——而不是凭借其他途径,实现不同生产要素以及中间投入的最佳效率组合。这是整个经济可以动态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微观基础。

降低成本的竞争就是改善效率的竞争,它刺激了满足这种竞争需要的技术创新,使生产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单纯由这样的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并不需要增加(或者说独立于)基本生产要素和物质资源的投入。这就是理论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如果试图绕过效率问题谈创新,那就忽视了创新的微观基础及其制度条件。这个制度条件就是由市场决定要素定价,由市场主导资源分配,由市场选择技术,同时接受市场的力量去清除或摧毁低效率的行业和技术。一个真正的市场不可能照顾(低效率的)利益集团。市场当然不会阻止任何人参与创新,但它对创意、创新,对新技术、新资源的选择是极其苛刻甚至是残酷的,不会有什么“全民创新”的“盛宴”。创新必须要通过市场的检验,从而实现(经济成本或效率意义上的)商业化。严格地说,只有可以实现商业化的技术创新,才能导致惠及整个经济——首先是实体经济——的技术进步。

以行政力量推动创新,特别是推动竞争性行业的技术进步,不仅效率低而且可能滋生腐败行为。这方面的失败例子比比皆是。在创新方面我们的确需要有为的政府,但首先是有限的政府。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的方面就是加强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基础设施,推动探索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即使在这些方面政府的作为也要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如何运用公共资源方面,需要通过严格的专家听证程序。不被限制的政府肯定是乱为的政府。

在竞争性分配资源的市场制度条件下,效率是企业的生命力所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含义

技术进步使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较低的技术边界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技术边界。但是这样的上升是否完全表现为TFP增长,即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可以完全被解读为技术进步,取决于该经济体是否可以达到给定技术条件下的最大产出水平,没有任何效率损失。这个(概念上的)“零效率损失”需要一个充分有效的、得到制度保障的市场,不存在因制度性障碍而导致的要素成本扭曲。

在实际中当然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缺陷导致的效率损失。如果存在效率损失,就是说,如果(期初)产出水平明显低于其潜在技术能力,那么(本期)TFP的变化就会内含两个变量,一个是效率变化,一个是技术进步(假定不会出现技术退步)。TFP增长可能因效率恶化而小于技术进步的幅度,当然也可能因效率改善而超过技术进步的幅度。

笔者主张将发展中国家的TFP表现主要解读为由制度因素主导的效率变化。这里的制度因素很宽泛,包括了从微观层面影响生产的管理经营制度,到宏观层面旨在维持一个有效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行政等一系列制度。

低效率曾经是长期困扰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下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的确引进了市场,改善了效率。但是,当越来越需要依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维持高增长,当这样的目的越来越促使政府参与并主导资源分配,中国经济就被引上了一个高速低效的增长轨道。这个由政府间竞争推动增长的模式曾经被很多经济学家誉为揭开“中国奇迹”之谜的钥匙,甚至促生了一些新理论。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在自觉不自觉地引导人们忽视中国经济的效率问题。

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经济体是否可以实现持续的效率改善,来判断其增长模式是粗放还是集约。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出现较粗放的增长。譬如,如果需求的变化导致一个巨大的卖方市场出现,增长也有可能是粗放的。但是,市场竞争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会使增长从粗放走向集约。反过来,政府以推动增长为目的对资源分配所进行的各种干预,只能导致越来越粗放的增长。

技术模仿阶段不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吗

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然会经历一个技术模仿阶段。首先要通过引进、学习、吸收等一系列过程,逐渐完成简单模仿阶段,再进入改进、改造式的高级模仿阶段,最后,当经济跨过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后,可供模仿技术空间缩小,遂开始进入技术创新阶段。这里就涉及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误解,那就是技术模仿阶段是否需要全要素生产率?让我们用技术引进为例进行这个讨论,因为引进比其他方式要便宜和快捷,它也是发展中国家早期主要的技术模仿方式。

引进的新技术通常已经内含于进口设备的成本之中,成为设备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新技术,它对经济的影响或贡献是通过这些进口新设备产生的。具体来说,包含了新技术的设备投资增加了资本存量,而资本存量的上升提高了资本要素投入对(本期)经济活动的服务。虽然,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前提下,采用标准的资本投入测算方法可以将含有引进技术资本分解出来,可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性质上这只不过是对不同种类资本贡献的分解。通过这样的测算,因新技术带来的质量上的提高可以被转化成以货币成本计算的数量上的增加。这在概念上不能和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混淆起来。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以及劳动一样,也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然而,前者是没有成本的,是不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的,而后者是可以买到的。

厂商关心的是技术引进后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的增长,关心它是否可以充分达到新技术的生产潜力,是否可以提高投资回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资源的厂商,不会不计成本、不考虑资本回报来引进新技术,也不会接受一个负的TFP增长率。如果TFP在下降,所谓“内含的技术进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要素生产率不但没有在概念上失去意义,在实际经济分析中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引进的新技术不但要求整个固定资本在结构、运作和管理上进行调整,也会要求人力资本和经济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性分配资源机制得到完善,新技术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个技术引进所导致的一个项目效率的提高,不但会带动整个企业的效率改善,而且可能会通过市场竞争带动整个行业的效率改善,进而通过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推动整个经济的效率改善。反之,制度障碍也可能阻止这个过程发生,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这两种情况都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上体现出来。

总结

面对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困难局面,关心企业的效率表现,关注影响企业效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条件,远比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争论有意义。不错,所有的政府都有或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但如果采用效率指标衡量,成功的产业政策的确不多。这是因为产业政策通常只有增长目标,没有硬性的效率约束。如果一个维持上百人就业的企业一年的努力还不如倒卖两套房子,再有效的产业政策恐怕也难以拯救中国实体经济。

(作者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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