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地方经济

□王艺璇   2018-09-18 10:03:07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8 年 7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18961 亿元,同比增长 6.8%。此后,各省市也陆续亮出了上半年的GDP“成绩单”。总体来看,地方经济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相互印证,正在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稳中向好”是主基调

从各省的经济总量来看,“稳中向好”是主基调。和2017年同期数据相比,总量前十名名单没有变化,依旧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和上海。但排名略有变化,河北被四川和湖北赶超,排名下降。其中,多数省份经济规模迈上新台阶。广东和江苏突破四万亿大关。紧随其后的山东省上半年GDP为39658.06亿元,接近四万亿。2017年有14个省份上半年GDP跻身“万亿俱乐部”,2018年又新增了陕西和江西。

从各省的经济增速来看,变化明显。增速跑赢全国平均速度的省份从高到低依次为贵州、西藏、云南、江西、陕西、安徽、福建、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宁夏、浙江、广东、江苏、上海,共16个。北京、山西增速与全国持平。其中,贵州一枝独秀,上半年GDP增速达到10%,为全国最高。西藏以9.8%的增速位居第二,云南以9.2%的增速位居第三。

从地区格局来看,一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稳中有进。这些省份整体表现稳健,基本都跑赢了6.8%的平均水平。二是西部地区表现突出。上半年GDP增速前三位都是西部省份,而且贵州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省份。三是东北经济趋稳回升。近几年,东北一直是全国经济增速最缓慢的区域,尤其是辽宁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但这一情况在2018年出现了改变。尽管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依然靠后,但已经出现了趋稳回升的迹象。

从“三驾马车”看地方经济发展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将经济增长视为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驱动。三者的结构比例、此消彼长以及内在构成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结合上半年的全国和地方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以下趋势。

消费支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截至2018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上升至近9年以来的最高点78.5%。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16年4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28个月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表明投资和消费结构优化的态势仍在延续,消费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地方消费数据充分反映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提振作用。上半年,福建、安徽、四川、湖北和云南等省的消费增长居于全国前列,增速均超过11%。与之对应的是,上述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在全国领先,增速均超过9%,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8.7%。从具体构成看,消费支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服务消费。比如,得益于一系列“提速降费”措施的实施,信息消费成为各地消费增长的热点。上半年广东移动互联网期末用户达1.5亿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同比增长178.6%;湖南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62.2%,增速较上年同期高120.2个百分点。

出口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出口的作用依然重要,特别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外向型经济省份。2017年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出口增速普遍由负转正,分别较上年大幅提高19.6、10.2和10.9个百分点。虽然有2017年高基数的影响,但2018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依然保持高位,稳中有升,其中江苏和浙江两省较2017年增速分别上行1.6、6.7个百分点,广东省出口增速基本稳定。

2018年以来,各省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化持续加快且亮点纷呈,实现了质效并重的经济发展。比如山东。2018年2月22日,也就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省委书记刘家义一篇主题为《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的讲话还曾刷屏朋友圈。半年来,山东的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服务器、新能源汽车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19.4%、100%、58.3% 和 37.7%。重点出清低端落后产能,发展高端优质产能;计划关停的10处煤矿,7处已停产。与此同时,山东还将三大产业的构成优化调整为5.7∶44.7∶49.6。浙江的数字经济尤为亮眼。上半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2348 亿元,同比增长16.4%,占其GDP的9.1%。

下一步发展的隐忧

首先,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战,更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各省均面临挑战。贸易战不仅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影响,也可能对某些尚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行业产生影响,中兴事件就是例证。在不少省份上半年的“成绩单”中,都提到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将对该地的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挑战。例如,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

其次,基建投资是主力,增长仍有隐忧。以GDP增速亮眼的贵州与云南为例,基建投资的高增长是云贵两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两省基建高速增长有其内在原因——本身基础设施短板叠加贫困人口较多,使得基建投资成为振兴西部、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根据中诚信国际的计算,若以显性债务衡量,2017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债率(债务/GDP)超过欧盟60%警戒线的是贵州省,其次为青海省、云南省;其余省份负债水平均处于40%以下。若加上隐性债务,2017年负债率超过欧盟60%警戒线的省份有14个。经济体量有限,地方政府自身财力难以支撑投资的高速增长,不得不靠举债维持。而一旦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支撑资金投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就将面临挑战。例如,重庆的经济增速一度排在全国前列,但因为财政支出增速回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令重庆GDP同比增速足足降低4个百分点。

再次,当中国经济已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统计和评价体系仍然沿用GDP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统计和评价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匹配,前者无法为后者提供决策参考。例如,GDP可用于核算环保产业的支出,但它并不能衡量空气与水的干净程度;GDP可以核算教育事业花费的金额,但却无法衡量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增加了多少。因此,急需制定衡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等,这既需要国家有关方面加快改革创新,也需要各地在经济评价中不断创新和探索。

总之,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存在隐患,贸易摩擦的加剧也让出口蒙上阴影,想要突破增长模式的瓶颈,未来的希望还是在于消费和创新。想要实现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拉动作用,就必须解决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些问题。比如,房贷支出对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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