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新供给经济学”

□ 贾康 苏京春   2016-05-08 04:56:22



注重供给管理的新供给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其中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框架

□ 贾康 苏京春

两个多世纪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对“供给侧”的研究和应用起起伏伏,但从未淡出经济学人的视野。“供给侧”学派的发展颇具“以史为鉴”的思考价值。试想若将这一思考纳入以历史时期为横轴和经济哲学为纵轴的坐标系,将“供给侧”学派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视为两条曲线,那么必将得到“供给侧”学派曲线始终追逐实践曲线危机点而上的特点(见图1)。而中国现在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对已有的主流经济学成果做出“破”和“立”。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创新视野来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供给侧”学派发展的四大阶段

1. 第一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让·萨伊在1803年出版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并在此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的论述,“某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同时授予其价值。但除非有人掌握购买该价值的手段,否则便不会有人出价来购买该价值。所指手段由何组成?回答是由其他价值所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所组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非常离奇的结论,那就是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一经产出,从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售出,因为他害怕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售出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极易流失。然而,想出手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用它买东西。所以,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

截至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之前,萨伊撰写的由财富的产生、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三部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直在欧美经济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直至“大萧条”时期到来后,凯恩斯革命引发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变化,“萨伊定律”几近被彻底颠覆。

2. 第二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自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使凯恩斯主义开始风靡全球起,直到二战以后,即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强烈威胁美国并有可能席卷全球,这种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至停滞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又加剧通货膨胀的新型经济危机,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真正意义的挑战,和实践中凯恩斯主义“干预”操作的无所措手足窘境一起,宣告了凯恩斯主义辉煌时代的终结。

经济学界对“滞胀”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可说是大潮流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分支。供给学派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作为主要视角的认识,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主张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对经济增长进行激励。这种思想最终因其有效性以及在政治层面满足决策者诉求等多重原因而在国家宏观政策实践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以及英国撒切尔“去国有化”的重要指导思想。1981—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进入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里根认为供给学派思想同20世纪70年代需求学派掌管的、导致通货膨胀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照,并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声明要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宏观政策决裂,而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主导思想,并在1985年第二任期宣布继续扩大原计划。这使得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供给学派同时也得到“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这一称号,标志着“供给侧”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否定。

3. 第三阶段: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学派指导政策实践时信心满满,但历史记载的实践结果却并不那么合乎意愿。尽管经过供给学派政策实践,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得以提升,但是美国宏观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顺利增长。加之供给学派主张全面减税的政策导致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并导致利率攀升、外贸出现赤字。于是,它又很快丧失信任,为20世纪8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复辟奠定了基调。

此外,20世纪80年代历史背景中后人应给出格外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美国“新经济”时代的悄然到来。然而,供给学派当时所掌控的宏观政策并没有将这些高科技新动力充分纳入考虑中,仍然“缺乏系统性”地坚守减税政策,实际上很快脱离了经济实践的发展重心,反而造成了财政赤字的巨额增长,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因为里根时代“供给侧”的宏观调控,所以后任美国政府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多采取需求侧调节和供给侧调节双管齐下的过渡性财政政策。一方面虽不否定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又注重通过节支来控制需求,从而减少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困扰。特别是一旦滞胀特征淡化,政策主流便迅速重蹈总量“反周期”调控的标准化国家干预轨道,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对“供给侧”学派启动了第二次否定。

4. 第四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承大统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倡导的“逆风向”而行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不仅在凯恩斯革命时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对全球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主要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复辟”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思路。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美国经济在以科技发力为先导的巨大增长驱动下,历经十余年的稳定增长,继续坐稳世界经济第一把交椅。截至2007年,尽管中间经历了以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带来的“第三次革命”,吸收了理性预期及信息经济学,为经济学界注入的新思想、新发展,但从实践角度而言,经济学界、特别是主要国家的决策者对凯恩斯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复辟两次浪潮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实践结果仍然信奉无疑。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系统爆发“次贷危机”,并通过迅速传导效应直接引发欧洲诸国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两足鼎立局面发生巨大动荡,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再次质疑。此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中,美国实际上断然摆脱所谓“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明确地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节或者需求侧调节,标志着“供给侧”调控思想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次否定。

“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如果用一条简要的逻辑线索对供给学派的认识进行概括,可以是: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沿此线索,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需求管理者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就业和产量,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供给学派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滞涨”危机,根源就是忽视供给而一味强调需求。

第二,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而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而低储蓄率的结果是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经济增长决定于供给,供给决定于刺激,刺激决定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供给等等。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增加刺激最有效的手段,其刺激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减税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的结果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对于减税政策,供给学派更注重税率削减,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他们认为:高税率会严重挫伤劳动热情,缩减个人和企业储蓄能力,而储蓄减少将使利率上升;高利率同时会导致企业生产规模萎缩,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商品供给不足。如果加上扩大需求政策,则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从而进一步地导致企业对生产高估,因而抑制生产、使资本价格提高,从而抑制投资。减税则能够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增加储蓄。

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一是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三是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

关于“供给侧”学派的评价

1.对“萨伊定律”的评价。从历史角度看,“萨伊定律”提出的意义主要有三:第一,“萨伊定律”为早期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国际贸易的分析以及对商业周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均对萨伊的经济学认知给予了肯定与发扬。第二,“萨伊定律”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理由在于:第一,“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确实与“萨伊定律”的观察视角和逻辑起点一致;第二,迄今为止,对“萨伊定律”的研究与剖析从未停止,尽管对其提炼出的认知看上去见仁见智,但是其启发性所引伸出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一直走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并接受着历史的动态评价;第三,“萨伊定律”开启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时代——亚当·斯密于英联邦开启了经济学时代,而萨伊则受其影响成为在欧洲大陆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2. 对“供给学派”的评价。若将学界对供给学派的批评进行归纳和总结,可知这些批评主要指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减税的作用可以是刺激储蓄和投资,也可以是刺激闲暇和消费,其实际影响并不是确定的。事实上,当时的减税政策刺激美国需求膨胀,外贸逆差逐年扩大,一方面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导致财政赤字迅速攀升、进一步引发国家债务危机。而为了维持公债的有效性,不得不维持高利率水平,催使外贸进一步恶化。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美元信心危机。第二,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中,特别强调的对税率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削减,在实际操作中削弱了税收的累进性,造成主要给富人减税的政策效应。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主张则主要削减了社会福利开支。这导致出现“劫贫济富”的后果。第三,侧重增加供给的思路导致总需求快速增长,成为通货膨胀率攀升的因素。

根植于中国实践对“理性供给管理”的诉求

沿着“供给侧”学派的发展逻辑,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实际上仍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结合其发展给予的启示,特别是结合中国经济学人的已有探索,我们认为,“供给侧”学派未来的展望,应可立足于两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基础,派生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具有兼容并包与创新色彩的“新供给经济学”。

1. 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在新兴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讲总量调控,当然首先要讨论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式“经典表述”,实践证明往往产生明显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进而又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

如果具体考察一下中国近些年的物价上涨,可以发现确实带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连续几个季度幅度为8%左右的CPI上涨中,食品价格占6.8%左右,房价占1%左右,其余仅占0.2%。对于这种情况,必然引出的理论分析解释是:那一阶段中国除可能存在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素外,存在着食品类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调控当局如能够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实证情况和相应的“区别对待”调控模式,在十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其适用性,但应当说具有适应性的现实局面的出现概率较低。因为那里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素自由流动,往往已自然而然地、自发地消化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于是,对于调控当局而言,便主要留下了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任务和“简单的抽紧银根方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在市场发达、健全程度尚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的情况下,上述实证情况和“区别对待”供给侧发力调控模式的适用性局面的出现概率便极高,甚至可以说往往会成为调控实践中应偏重的主导形态。

2.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基本国情制约问题和结构问题,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鉴此,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在现阶段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对现实经济生活加以具体分析,还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到,不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明显存在某些领域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如能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具有在“反周期”操作的不同阶段、在经济社会转轨的“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并在“黄金发展期”维持良好发展势头的重大意义。

立足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

在近年的经济理论反思中,注重供给管理的新供给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体系框架的“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大融合思想,标志着“供给侧”学派沿着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螺旋式上升。

1.新供给经济学的特征。新供给经济学推崇供给管理,为“供给侧”经济学迎来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否定的方式,决非摒弃需求管理,而是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并纳入制度经济学成果等的兼收并蓄式的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还是发展到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与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

2. 新供给经济学的侧重点。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第二,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于实践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以此为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新供给经济学不认同简单退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减少干预的时代,而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应该以创新意识来明确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宏观政策转为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之后,继续坚持有所区别地在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轮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即增强可持续性。在中国的调控实践中,这应该成为一大特色。

毋庸讳言,这种“有保有压”、“有支持有节制”的结构性方略,也有可能给政府体系带来一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和轻易滑向过度调控的危险性(乃至带上“旧体制复归”色彩)。所以,亟有必要使承担调控之责的各政府部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结构对策、供给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决定性机制的“政策理性”范围之内,避免做出那些过多、过细碎的行政干预和“越界”调控,特别应强调尽量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追求结构优化。但是,我们对于供给管理的重大意义并不能由此轻看。

3.“供给管理”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在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自觉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如我们在经济周期中的每一个高速增长期,通过积极主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而当每一个相对低迷期来临,则在“反周期操作”中尽量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在逆周期的同时,尽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那么就是力求尽量贴近“又好又快”状态的长期持续增长。这正是实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所追求的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

在近几年的相关讨论中,已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涉及到了在中国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时期如何防止“滞胀”这一问题。对于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来说,对此极有必要深长思之。中国新阶段的总纲是在全面改革中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协调发展,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所以,以供给管理中的清醒设计和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中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把它明确地摆在中长期视野之中。放眼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不论是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中长期视野中的供给管理,也都有极具新意的必要性。

4. 中国等转轨经济体的“供给管理”。在这方面,尤需注重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行结构优化调整,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十分强调和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十分有限,副作用也比较明显。很多事情政府不一定能看得很准,往往只知道一个方向,比如说要节能降耗,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能在节能降耗中有竞争力,能够站住脚,这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

实际上,推进大量的结构优化事项,往往政府只需要给一个导向,再加上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规范化设计。比如有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形成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如在税制方面,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从长远来看,这种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

(作者分别为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院长和财政部财科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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