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同的一代人

2016-05-08 05:05:50


他们察觉到代际公平的缺失,他们有理由去愤怒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2016年2月9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竞选人桑德斯在该州赢得了首胜。CFP供图大

西洋两岸的投票模式似乎都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人的投票方式与他们的长辈明显不同。一条巨大的鸿沟似乎已经出现,与其说是基于收入、教育或性别,不如说是基于投票者的世代。

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充分的理由作为支撑。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生活,正如他们现在所过的,是不同的。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愿景也不同。

例如,在一些人出生之前或有些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冷战就已结束。“社会主义”这类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社会问题而不是给予冷遇的社会——人们互相关心,并且也关心自身生存的环境——也许其概念就是这样。没错,在十五年前或半个世纪以前,“社会主义”实验可能曾经失败过;但今天的实验与过去的实验完全不同。所以,过去实验的失败并不代表新的实验也会失败。

老一辈的欧美中上层阶级已经拥有较好的生活。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有大量薪酬较高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他们想做什么,而非在获得一份使他们能够搬出去的工作之前,还需要与父母在一起住多久。

那一代人期望的是有工作保障、早早结婚、买一所房子——也许再买一套避暑别墅——最后领着合理的社保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过得比父母更富裕。

对今天的老一辈来说,虽然他们一路走来也遇到过很多挫折,但他们大部分的期望都实现了。与工作相比,他们可能从房屋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收益。他们自己肯定也觉得这很奇怪,但亦欣然接受了这份来自我们投机市场的礼物,并且,通常自我肯定自己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购买房产的能力。

然而,今天的年轻人,无论他们处于收入分配的哪个层级,他们的期望都与老一辈相反。他们的一生都面临工作没有保障的问题。通常来说,许多大学毕业生都要花费数月——普遍要在从事一到两份没有薪水的实习之后——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也还都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知道,还有许多比他们更穷困的年轻人(虽然其中有一些在学校里比他们表现得更好)无法负担起一两年没有收入的实习经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一开始就可以顺利获得一份实习。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有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们越穷,欠的债就越多。因此,他们不关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只关心什么样的工作能使他们还得起大学贷款(通常这些贷款要压迫他们20年以上)。同样,购买房屋也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这些挣扎困苦意味着年轻人不太会考虑退休问题。如果他们考虑的话,鉴于最低利率持续的可能性(基于现在利率是多少,未来利率还是多少的考虑),他们也只会被为能过上体面生活(除仅有的社会保障以外)所需要积累的财富量吓到。

简而言之,今天的年轻人通过代际公平的镜头来看世界。中上层阶级的孩子可能最终过得不错,因为他们将从父母那里继承到财富。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依赖,但肯定也更不喜欢另一种生活:白手起家、努力奋斗去达到最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解释这些不平等,并不是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这些困境和痛苦也影响到那些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在学校表现优异且做任何事都“正确”的人。当他们看到引起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不景气的银行家们拿着丰厚的奖金大摇大摆地走开,却几乎无人因其错误行为而被追责时,经济游戏所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感就会愈发强烈。经济上出现了大量问题,然而却不是由单独某个人的过错铸成。政治精英们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受益人只有那顶层的1%。其他所有人,包括年轻人在内,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

这三个现实——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不公正、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对精英阶层的失信——定义了我们当前的政治情况,而且事实确实如此。

很多类似的事情都没有答案。也因此,欧洲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正在走向失败。美国目前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一方面,各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相煽动群众,提出一些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提议;另一方面,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在提议会真正产生影响的变革——如果国会批准这些变革的话。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改革被采纳,将抑制金融系统剥削那些生活不稳定人群的能力。而且,二人都有进行教育体系深刻变革的提议,以改变美国资助高等教育的方式。

鉴于当前变幻莫测的股票市场和我们已进入利率近乎为零的世界,我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使除了那些有父母可以帮衬付首付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实现居者有其屋,实现退休保障。最重要的是,除非经济情况好转,否则,年轻人很难找到通往就业市场的平坦道路。美国“官方”给出的失业率仅仅为4.9%,这掩盖了背后更高的实际失业率,最终抑制了工资水平的上涨。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做了。他们察觉到代际公平的缺失,他们有理由去愤怒。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王艺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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