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何如此反复

2016-05-10 04:56:43

王安石变法经历如此多的反复、社会评价也反复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上实不多见

□ 张俊伟改

革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出现反对声音不足为奇。有的改革甚至因为反对力量过大而出现反复,改革者个人则遭到政治清算,结局凄惨。但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经历如此多的反复、社会评价也反复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上实不多见。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的。当时,在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背后,“三冗”问题日益突出,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国防力量严重衰退。不仅如此,在仁宗年间,宰相变动频繁,政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国家凭惯性前行,社会矛盾持续发展。宋神宗继位后,励精图治,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结果,新法不仅在政策制定阶段就引发争论,而且在推出后更引发广泛批评。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主政的高太后起用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人,全面废除新法,并把变法派官员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逐出朝廷。高太后逝世之后,宋哲宗亲政,则任命章惇为执政,以绍述(继承)神宗成法为名,将新法全部恢复。宋哲宗去世后,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再次启用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人士,废除新法。此后不久,向太后因病归政。宋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再次推行新法。在蔡京挑动下,宋徽宗以继承“先圣之法”为名,追究破坏新法的“奸人”,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一百二十位大臣列为“奸人”,对其分别定罪,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勒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佑党人碑”)。后来,奸人名单被进一步扩充到三百零九人,由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立碑以“扬恶”。列为元佑奸党的官员,一律“永不录用”,其子孙不准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到了南宋初年,元祐奸党案才得以昭雪。元祐党人改称“元祐忠贤”,陆续被追增谥号或官职。

对王安石个人的评价也是起起落落。在改革之先,王安石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继承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晚年,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王安石获赐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堂。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虽然如此,反对派对他的指责也从未停止过。靖康之耻后,朝廷南迁。宋高宗采纳士大夫议论,重修《神宗实录》,对王安石做了负面评价,将其视为“国事失图”的开端。元代修宋史,也采用了上述说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通过系统论证,再次坐实了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安石之为小人,无可辞也”(王夫之《宋论》第六卷)。直到清末,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社会气氛下,梁启超才为王安石彻底翻案,高调称赞他为“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第22页)。此后,由于持续的、快速的社会变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王安石基本持正面看法,如百度百科就称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出现如此反复,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新法引发的围绕传承与创新的争议,导致了统治阶层分裂。

宋朝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并存、国防力量低下的被动局面,是和宋朝建国初期确立的恩养士人、抑制武将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的。鉴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陷入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的惨痛教训,宋朝的创始人采取了两项基本措施,一是重用文人,重塑道德和教化;二是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坐大和专权。“三冗”、国防力量软弱就是实行上述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宋朝维持百年社会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三冗”问题、国防问题固然要解决,但“祖宗之法”的有效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在创新和传承之间维持巧妙平衡,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需要首先解决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前人也是有一定探索的。早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和富弼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具体内容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但由于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并引发了宋仁宗对大权旁落的极大忧虑,改革很快就夭折了。但事后看,范仲淹的改革思路显然摸准了脉,所开药方也符合逻辑,从而获得了士大夫阶层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宋神宗、王安石坚持的,则是“以理财为急务”的治国理念。像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依托,虽然有利于国库增收,却存在“与民争利”之嫌,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在遭遇质疑、反对声音之后,王安石用“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新法辩护,拒绝吸纳不同意见,其结果只能是加剧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而无助于其与反对派的沟通与协商。这也为随后的政策反弹埋下了伏笔。

其次,政府行为政治化程度的提高,放大了高层政治分歧,导致出现政策、人事“一风吹”现象。

正像钱穆所述,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皇权和相权的关系。天下是皇帝的,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天下;直接行使管理权的,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各级政府官员。这颇有点类似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在皇权和相权关系的制度设计中,谏官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汉唐时期,谏官隶属于宰相,其职责是监察皇帝言行、谏诤皇帝过失。到了宋朝,宋仁宗将御史和谏官合二为一,直接向皇帝负责,并且允许谏官“风闻奏事”,就改变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平衡,挤压了政府独立管理社会事务的空间。那些谏官不再把工作重心放在绳纠皇帝言行上,而是放到了揣摩圣意,臧否大臣身上;再加上宋朝优待士人,谏官因言获罪的成本很低,由此造成了谏官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局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82)。官员陷于内斗,使皇帝掌握了高级官员的更多把柄,为加强皇帝专权,根据个人喜好大规模清洗官员提供了可能。

而使大规模政治洗牌成为现实的,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在士大夫阶层群起反对新政的时候,神宗和王安石固然可以通过罢黜反对派官员、启用改革派官员以强力推动改革。反过来,随着皇帝更替,主政者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人事变更来贯彻新的施政理念。在最高统治者治国理念反反复复的背景下,出现官员“大换班”、政策出现180度大转弯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王安石难以容纳不同意见,也加剧了反复局面。王安石“性强忮”,有“拗相公”之称。他刚愎自用,“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宋史》列传第八十六)。当年韩琦就称他“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他的新法援引当年商鞅、桑弘羊旧例,但宋朝并不具备商鞅当年严刑峻法推行新法的条件。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无意于完善改革方案的王安石只能靠大量启用新人来推行新法,“靠有力的组织路线来贯彻既定的政治路线”。这就为道德品质低下的投机钻营之徒打开了机会之门。诚如王夫之所说,“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之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竭其虔矫之才,巧黠之慧,以为之效”(王夫之《宋论》第六卷)。王安石提携吕惠卿参与改革,但当其罢相后再次回到权力中枢时,却受到吕的排挤和诬陷。大量小人得到重用,恶化了政治空气。在最高领导人发生更迭后,他们遭到罢黜也是必然的。但小人的大量引入也使政策之争夹杂了更多的私利。不同官僚集团间相互倾轧,表面上争的是治国理念和政策,实质上争的是私利,最终受损的只能是国家整体利益。就这样,最高统治者执政理念之争与官僚集团之间私利之争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推动着赵氏王朝不可挽回地滑向了衰落。

上一篇回2014年8月第8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王安石变法为何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