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

2016-05-08 05:05:33

编者按:2013年7月7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举办了“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这位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及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之际,征得会议主办方同意,本刊摘要刊出部分专家发言。


2002年,杨小凯与布坎南、黄有光合影(左起)。

乌家培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

自学成才的青年学子

上世纪70年代末,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从事事务性工作。当时按照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主张,用研究会来筹建研究所,他自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总干事,他说“干事”就是要干事。副总干事有李德仁、徐寿波等,我也是其中之一,该研究会是由于光远的秘书刘与任出面组织的。我常被通知去参加干事会,正是在那里认识了杨小凯和郁鸿兴,他们希望我能帮他们学习经济学。

杨小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于长沙入狱,在牢里向几位中学教师学习数学和英语,他虽未进过大学,但自学成才。杨小凯非常好学,问我能否找几本经济学著作给他翻译,既可练习英文,又能学习经济学,我就在我房内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著的《经济控制论导论》推荐给他说,这本书很好,也不太厚。他拿到书后非常高兴,就准备与郁鸿兴共同翻译。

两个星期后,杨小凯就把译稿送给我看,我当时十分惊讶,问怎么这么快。他诚实地说,是开了夜车赶出来的。对他的努力我不敢怠慢,抽时间帮他校改“前言”部分,经王宏昌校改全书后,译稿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兴起学习和研究经济控制论的高潮,该书出版后受到较大的欢迎,赢得学术界好评。

1982年,邹至庄教授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学时认识了他,对他十分赏识。立即推荐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赴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但武汉大学党委不批准杨小凯出国。后经邹至庄教授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总理,总理批示同意,武汉大学才不得不放人,让杨小凯到美国学习。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计量学,研究经济模型及其应用。他在美国认识了黄有光教授,在黄教授的帮助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转至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并改变了研究方向。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着重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组织,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力图构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他发表了几部专著和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凡与杨小凯有过交往的人,都对杨小凯学习和工作的“拼命三郎”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没有受过系统严格本科生、硕士生的教育和训练,他却能直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作出惊人的学术成就,靠的就是与常人不同的拼命精神和顽强意志。他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惋惜。这告诫后继者既要向杨小凯学习,学习他那股精神,同时也要关注健康,增强生命的正能量。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不断求是和创新

我们要学习杨小凯对经济规律深入探索的精神——求是,无论在监狱还是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思考经济本身的问题。我自己感觉从马歇尔以来,按照中国人的说法,经济学叫经世济民,现在也有人提出是否要回归经济本身。计划经济就是利他,市场经济就是利己,利己不等于自私,自私不等于利己,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想起码现在有一些人意识到这两个假设前提逐渐在动摇,认为人的本性还是一个复杂体,也就是说是一个混合体,本身带有复杂性,从这方面来讲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二个要学习小凯先生对理论的创新精神。杨小凯有他天才的一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勤奋,能够从根上思考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也许与他没有经过严格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或者是中国计划经济的训练有关。无知无畏,故他能抓住核心和根本性的问题思考。中国现在的学者这样做的不多,现在好多很有名的学者出场费很高,谈起来基本上就是人云亦云,顶多是哈佛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嚼人家的剩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需要大家有执着的探索精神。有一位论坛成员讲过,现在干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爽。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身体要好,在这个前提下,按照马斯洛的模型,不能更多贪婪物质,要学习小凯教授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也不能够脱离现实,但是我们总要有一批人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天则所所长盛洪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在传统边际上创新,小凯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抓住了传统的边际创新。

陈平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讨论分工问题

杨小凯关注两个问题:学术问题是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政治问题是中国宪政问题。关于劳动分工在经济学研究上有一些解释得不够清楚,或者是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规模递增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出具体解释。看不见的手和斯密定理是有矛盾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由于不同的师承关系,杨小凯的工作主要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但是出去以后还是念传统的经济学,其方法论是遵循优化路线的。杨小凯的思路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分工问题,给出的是技术性的解答,设计了特殊的生产函数,以2代表多,这样解释劳动分工。所以,杨小凯的数学模型在定性上是可以描述复杂现象的,但是本质仍然是新古典的优化模型,杨小凯的研究还是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混沌是非常抵制的,市场还是自稳定的系统,不需要政府干预;波动的根源是外来的噪音,如果存在混沌意味着内生不稳定性,自由放任政策就没有依据了。

如果没有不稳定性,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创新,这是熊彼特的演化和创新经济学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描写的原因。杨小凯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角点解模型建立这样的优化框架。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共同之处都在于相信市场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这是古典一词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杨小凯发展和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劳动分工的模型。从复杂科学和非平衡物理学看优化理论的局限,从宏观和金融经济学的真实数据观察到复杂现象,这些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新古典经济学的凸显性假设,隐含资源无限、人的享受能力也不受生理学有限生命的限制,没有饱和上限,意味着不考虑环境的资源限制,这是有问题的。

劳动分工演化和生物学的演化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生命系统越复杂,消耗的能量和信息就越多,如果认为这种交易成本降低是劳动分工发展动力的话,这就违背定力学第二定律。如果不考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不考虑产业和技术新陈代谢,杨小凯模型在知觉上是清晰的。简单的交易成本比如运输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会使企业愿意从市场上购买组件,而不是自己全部生产,分工就发展了。日益增长的网络复杂性会大大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其实广义的交易成本会增加得更快。分工增加以后,交易成本会增加得更快,反过来会限制劳动分工的规模,产生危机拆分或者重组,不会是单向持续扩展的过程。这是杨小凯关于劳动分工理论的研究。

庞春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博士、杨小凯关门弟子

跨越二又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学误导性分析

对于杨小凯的贡献,国际上很多著名的学者评价都非常高,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说“就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而言,杨小凯是一个主要贡献者”。布坎南说,杨小凯的贡献就是跨越二又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学误导性分析,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起点上,探讨分工对国民财富的作用。杨小凯的贡献是把专业化和分工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里边,杨小凯的新兴古典比传统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模型内涵更丰富。布坎南对杨小凯非常推崇,在杨小凯去世后也写过纪念文章,由黄有光教授翻译成中文。2002、2003年,杨小凯连续两次都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但是在2004年7月7日,他去世了。

在经济学界一直有很大的误导,把专业化和分工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我跟杨小凯老师一起散步时问过他多次,他说专业化不一定意味着完全分工,分工也不一定意味着充分专业化,但专业化和分工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国际上英文文献学者也是把专业化和分工混为一谈。

劳动力向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古典经济学在17世纪就观察到这个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这是必然的现象。中国也是这样,贸易业从业者增加,网上交易平台兴起,如阿里巴巴、京东、当当,争夺利益是非常大的。背后原理是什么?实际上这涉及到平台经济现象,外国的文献现在主要是产业组织理论家做平台经济学比较多,现在已经成为多边市场。经济学解释一些问题时,肯定要用很简单的方法把它说清楚。比如汽车站,车站和公交的线路和乘客也构成一个平台,线路多乘车越多,像北京、上海、武汉的枢纽。包括拍卖行、杂志的黄页、阿里巴巴,也是这样的中间平台。至少是两方或者多方之间能够构建和这个平台分工的网络,模型就能出来了。双边市场的存在和经济组织也有关,从多样化的分工模式里边演变分离处理,这是我们研究的角度。平台起媒介作用,阿里巴巴提供服务,它就是一个媒介。

陈禹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

用现代分析方法重新解释斯密思想

我们需要发扬杨小凯的精神,一是挑战权威,追根溯源。杨小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精神,敢于挑战权威,对问题追根溯源。我摘了布坎南纪念杨小凯的文章的一段话:“一点也不夸张地讲,杨小凯跳过了两百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述。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两百年来的经济学在误导我们,误导在什么地方?到底是怎么样误导的?这需要重新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为什么一触及这个问题就到了经济学核心领域?我的体会是这样的:误导的经济学离开了分工创造财富的基本出发点。亚当·斯密定理的前提是分工创造财富,然后才是规模决定市场范围。把注意力集中到一般均衡模型和资源配置问题,就隐含了一个前提:一加一等于二。这话在马克思工资价格论里面也讲了,锅是一样的,只是分配勺大小的问题。杨小凯之所以得到了布坎南和阿罗高度的评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分工重新作为核心议题研究。从这个意义上,体现出杨小凯有抓住根本的眼光,而且敢于挑战权威。所以,他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布坎南说杨小凯用现代分析方法重新解释斯密的思想,就是指超边际分析。我是学数学出身的,这里涉及到数学方法的引用问题,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这一步是重要的突破。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一再说到边际分析是在均衡状态下的决策问题。换句话说,在质的选择已经定了的前提下,来做量的选择。往前推一步,从哲学理念上来讲,质优先于量,质的判断上定下来,才谈得上量的分析。如果传统经济学边际分析是在一定范围内在前面确定了的情况下做局部的量的分析,现在到超边际分析已经迈出了一步。像学生选课一样,专业定了,才谈得上选课怎么样选。在经济学中怎么样用数学方法,这应该是一个突破。

杨小凯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者,我看他的文章中有很多的现实问题。以我自己来说,我是比较怕谈实际问题的。因为实际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各有各的道理。有的时候我会回避现实问题,我看杨小凯不是这样。比如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问题,大家一边倒都说后发优势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还有后发劣势。这话两面说都是对的,在一股潮流只说后发优势,而忽略后发劣势甚至掩盖自己缺点的时候,他能够有勇气说这个话,我是很钦佩的。

张剑荆 《中国经济报告》总编辑

杨小凯的思想仍然是新鲜的

我曾经仔细读过小凯教授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他有关经济社会历史比较方面的观点。前面几位发言的专家说,感觉不到杨小凯已经去世九年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新鲜的,对我们还很有现实意义。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经济学家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过去3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化的转型,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是很明确的。我在研读经济学著作时有一个感觉,就是经济学及经济学家起到了启蒙者的作用,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杨小凯、吴敬琏和樊纲,在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中都有一个显著的取向,那就是推动社会的进步,就是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完成这样的转型是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关键课题。因此,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群体,实际上是起了启蒙的作用,说明经济学家是有明确的方向感的。

再看今天,不少人感到有一点失望,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不是那么明确了。经济学家能否提出时代的命题,对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3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好,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向。而经济学家对这一时代问题还有多少发言权呢?现在,话语权更多被律师和法学家、社会学家们取代了。参加小凯这个纪念会让我不禁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从石油危机以来,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巨大的危机:八十年代的危机导致整个东欧体系和苏联体系的瓦解;1997年-1998年东亚危机导致日本试图建立的东亚体系的瓦解;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带来欧美经济体系的深刻调整。那么下个十年呢?也就是2018年左右,如果发生危机,那么危机震源在什么地方呢?是否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经济学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关于世界经济的运行,小凯有一个“后发劣势”理论。按说,后来者应当充分汲取以前的教训,但“后发劣势”说明并不尽然。

中国经济现实目前正处于方向性转变的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或者低速增长。这是经济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经济进入中速或者低速增长,对于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将产生什么样的挑战?如何跨越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陷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小凯提出这一问题时的思想语境,并从他者的教训中学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杨小凯的经济学思考仍然具有活力和价值。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一个真问题

杨小凯是思考大问题的思想家。我当初关注他的产权理论,说得很细,深受哈耶克的影响,在思考中国问题上有独到的创解。

产权理论上,杨小凯认同科斯定理,用自己建立的模型分析中国问题。市场失败是产权定义不清晰的结果,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但是他认为用自己的模型分析之后,在界定产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外生的费用,减少产权不清会产生一些内生的交易费用,这两种费用加在一起,两全很难兼顾。他提出界定产权不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有的时候企业家在交易过程中,产权说得并不特别清楚。在博弈过程中,只要规则非常确定、非常公开、非常公平,有些不清楚的产权问题可以在交易过程当中解决,由企业家自己解决反而更有效。

在他心目当中,一个公正的法律应该比界定产权更重要,而且法律应该留给人们非常自由宽广的自由选择的空间。效率在自由产权买卖当中自发形成,细不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启发非常大。财税问题中很大的问题就是产权,税收在产权之后,因为税跟私有制结合,如果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就没有税收问题。大多数中国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能否办国企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特别指出这不是效率的问题,中国的学者经常用效率高不高解释这个问题,这是最根本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政府应不应该办。

在杨小凯看来,政府不应该办企业,它是经济当中的第三方,国家超脱于社会之上。当交易双方产生契约纠纷,由政府来调解,如果你成为其中一方,就跟运动员替代了裁判的角色一样。垄断若干个领域,不让民企竞争,不让民间投资竞争进入,自己垄断高额的利润,既养活着国企,又让老百姓高价买单,实际上损害的是大众利益。

何霞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信息消费带动经济发展

中国目前遇到经济上的问题和困难,究竟怎么办,大家在找一些药方,传统经济学想传统经济学的药方,政府也在想办法。

我们最近做信息消费的研究,把信息消费从狭义和广义定义,最后的结果用2012年数据,大概不到10万亿,大概占到GDP的10%以上,应该是比较大的占比。在此基础上,又对技术网络和消费的类型做了进一步的分层,移动互联网所带动的消费业占很大的量。在这个产业链中很关键的是网络经济。3G牌照大概是2008年底、2009年初发放的,那是中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3G带动1万亿投资,没有政府一点投资,基本上来自于设备、网络、终端和国内外产业布局,同时把产业链带起来了,效果特别好。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瓶颈在网络,中国已经进入4G时代,中国移动现在的布局已经不是一个商用的布局,完全是拿牌照的布局。牌照肯定是要发,中国经济越不好,发的可能性越大,这是扩大信息经济中很重要的一块。宽带是无线宽带和固定宽带,这两个宽带出来之后,上游会带动设备制造业,再往上会带动信息消费和内容消费,包括微信等应用都可以做起来。如果实现这些设想,就不需要大量的政府直接投资。

梁晓春 阿里研究中心主任

杨小凯对电商的启蒙

我第一次接触到杨小凯的观点和理论应该是在2001、2002年,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篇有关电子商务的文章,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有两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一是商业模式,那个时候各种模式创新满天飞,但是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商业模式,商业模式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没人能够回答。第二个很核心的问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整个经济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也在说,成本会下降,效率提高等,但这些依然停留在业界层面上,希望从理论上得到答案。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有点意思,我在网上开始搜集杨小凯的文章和著作,发现《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我立刻到书店买了这本书,并如饥似渴地读了若干遍。

读了杨小凯的书之后,我对这两个问题开始有答案了。商业模式归根结底是分工问题,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一种新的生意,一种新的分工形态。我突然意识到,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在交易成本上找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问题居然可以用同一个体系解答掉,这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我们通过新的技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整个分工深化和扩大,也就是促进整个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从那以后,我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理解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框架。

2004年,网商出现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一个人更相信它是一个趋势和主体,我们坚信,随着互联网促进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降低,新的交易方式出现是必然的。在2006年,还没有电子商务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坚信电子商务的广阔前景,而且不断推动它的发展。服务型中间商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些年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理解互联网经济、理解电子商务提供了非常好的框架,解释力非常强。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如何理解分工和分工网络,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我看来,随着分工越来越复杂,分工网络越来越复杂之后,它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又重新上升,会带来它的复杂性,带来混沌。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概念,超距离,不管多远的距离,瞬间可达,中间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延后。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就不会有金融危机,因为一切都可以瞬间达到均衡。如果网络本身更复杂,通过这个路径就更复杂了,考虑了这种因素在里边,作用力速度是否是无限的,经济学没有提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假设是暗含进去的。

第二,假设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尽管没有提,其实是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说这两个假设都是暗含进去的话,实际上这跟我们现实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会存在质的差异,因为现在的分工网络是越来越复杂的,这个网络正像传导作用速度有限性以及空间的封闭性所导致的混沌现象,涌现的不确定现象就很复杂,这种复杂性就包括可能在某种程度下系统瞬间崩溃或出现危机。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包括双边市场,甚至对中间商的提法,我认为这也需要创新思考。即使是服务型的中间商,我一直很怀疑。把淘宝这样的平台当作中间商,是否合适?我没有结论。淘宝平台和网上平台分工,既是网状,同时又是纵向的分工,提供共享,这种分工形态的方向性变化,是否会对理解新经济带来新的东西?分工网络的复杂性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混沌状态,是否会对分工带来新的影响?

分工方向的变化,横向的分工变到纵向的分工,会否对分工产生一些影响呢?这些年来,我也看了双边市场的理论,我感觉到依然停留在现象层面,远没有形成比新兴古典或者超边际分析更强的理论。不管是哪个学派,归根结底要面对核心问题,任何一个理论和学派,应该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向另外一个理论和对抗另外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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