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文化深层结构》

未知   2016-06-12 20:10:12


□朱学东

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开始主张个人的权利进而追求自我,追求拥有自己的灵魂和表情独特的脸庞,而不再陷溺于传统二人关系中,或许,这才是自我拯救也是文化改造的真正开始

我第一次读到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大概是在1986年下半年或1987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非正式出版物,是翻印的,白色的封皮上加黑色的标题,只是我也忘记了这本书是用多少全国粮票换的——那个时候粮票已经开始过气,人们大多用它来换袜子之类。至今这本有些脏兮兮了的泛黄了的盗印本,依然在我的书架上。

当初翻阅这本书时,我的学识还不足以完全读懂它。但是,这本书给我的震撼,却一直铭刻在心里——很多年后,回忆大学时代算得上颠覆我价值观的作品时,我推许两本,一本是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一本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之所以说是颠覆性作品,是因为在此之前,我的世界观的构建一直是循着固定的轨道,所学的知识,只是在原有地基上不停地添砖加瓦而已。但是,遭遇这两本书——前者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审视,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击——不仅没有再添砖加瓦,反而是相反的,拆毁、重建。当然,拆毁甚于重建,但拆毁是重建的开始,是价值观重塑的开始。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通过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以及今天我们熟悉的一些典籍里著名观点的分析,认为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归结为一个目标,那就是: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根据孙隆基的说法,仁者,二人也。人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动物和关系存在物,因此孙隆基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纳入了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必须在“二人”关系中才能定义个人。“人情”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的“身体化”倾向、人我界限不明朗、人格自我压缩等等问题。这种文化是在集体制造自我萎缩者,也即自我脆弱者,救赎的好方法就是让自己处于一直良好的关系中,避免不良关系带来的身心不健康,然后又要政府或圣人或好人为弱者包办一切,而西方文化尤其新教文化则崇尚自我救赎,并警惕为别人负责,等等。

基于自己当时的价值观、有限的学识以及对中国文明的内心自豪,我读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时,充满着惊骇和排斥,很多地方还不懂——那个时候,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还很少,对新教的认知更少,所以书中所言,许多于我似懂未懂。尽管我在书上也划了许多线,还有不少批注感慨,却是强迫自己读完这本书的。

尽管书中许多结论我从情感上一直有排斥,但它还是动摇了我过去对中国文化的有限认知。

将近30年后,我重读第一次在内地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时的我,已从黑发青年变成了华发丛生的中年,知识结构与世界观也都与当年有了很大的区别,对于书中的观点和论述,自然也有了新的体认。当然这种体认,多少有些类似黑格尔所言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与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间的认识差异。

如今重读这本曾经颠覆我旧有世界的书时,我的心态非常平和,再没有过去那般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出自无知的不服。

比如,“中国人……可以任意将身体的排泄物转移到外部世界上,由别人去负责清理……”30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中关于口腔期肛门期的描述时,我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还不知道,这种冲击对于无知青年来说,真是一种颠覆,当然还有某种不自觉的抗拒:“胡说八道,怎么会呢?”

而现在再读这些,不过莞尔一笑。

莞尔一笑之外,也有很沉重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可看到许许多多孙先生30多年前著文批判的现象,尤其是微博上那种恶意的污言秽语甚至是有组织的行为,更是对孙先生观点的一种佐证。“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众场所中(排队时、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动辄就毫无制约地将火气、怨气、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冲动。”

当然,30年前振聋发聩的观点,在今天许多已是常识,甚至一些认识也已有了超越。毕竟社会发生了变化,对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有更多新的分析工具。所以尽管我今天依然认同孙先生书中的许多结论,但这种认同,已经是一种对社会和文化认识之后的自觉选择。

我今天阅读这本书,仍然会不可思议地被触动。比如,孙先生书中谈到中国文化除了以“非性化”的方法,使一个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了的个人长期保持思想感情的稚嫩以及儿童化的体态之外(成人的儿童化),还用推崇“少年老成”的方式,使他(她)抛掉理想,与现实妥协,赶快过渡到“安身立命”的阶段(少年的老年化)。这让我突然间联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按孙先生的逻辑,中国人人格成长过程中,独缺了一个 “少年(青年)阶段”。为什么缺?因为少年青年最具反抗性、最具创造力,是对现存社会最具杀伤性的力量,而孙先生认为,我们文化的深层结构事实上阉割了少年时代。所以,少年不立,国无未来。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对青少年的教育依然如此——我自己便常有要与社会争夺自己的孩子的感慨。

今天重读这本30多年前的作品,尽管其写作依托的是过去的社会现象,但里边依然充满真知灼见,比如,“‘和为贵’或‘息争’的态度,使中国人给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然而,这种放弃‘对抗’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而“在正常时期,这种‘逆来顺受’以及‘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的态度,却成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因为一群连自己的权利也不清楚的人,是可以随便让外来的意志加在自己身上的”;比如“这种‘团结’观念自然造成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这些当年的发现,今天何尝没有现实意义!

但是,一方面是孙先生的发现依然具有真知灼见,一方面却让人感到悲哀和绝望。看起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依然有许多东西没有改变,它们像幽灵一样影响着这个社会。孙先生说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必须打破这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上的文革是一种尝试,但其造成的破坏,却差点让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怎样才能有真正的改变?孙先生没有明说,但我觉得他也暗示了一种改变的方向,即不是在世俗中“安身”,而是寻求个体灵魂的扩张,使个人趋于完善。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开始主张个人的权利进而追求自我,追求拥有自己的灵魂和表情独特的脸庞,而不再陷溺于传统二人关系中,或许,这才是自我拯救也是文化改造的真正开始。

(作者为媒体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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