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的体制保障

未知   2016-06-12 20:10:16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政府要从体制方面进行调整

□王东京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速度换档、结构升级与动力转换的三个节点上,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本文从体制层面对如何落实发展新理念作一些分析。

创新发展的体制安排

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而今天已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亟待转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的意思很明确,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主要靠创新驱动。若如此,在体制层面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政府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第二,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何为科技创新?这并不是要抠概念,而是这概念事关国家的科技投资体制。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总称。这看法虽不算错,但不准确。我们说,技术可以创新,科学是不能创新的。科学揭示的是规律,规律只能发现,不能改变。如圆周率3.14,科学家只能发现它,却不能创新它。既然科学是发现规律而非创新,那么政府要不要资助科学研究?

政府当然应该资助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同于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的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科学研究成果则是某个理论原理,由于没有商品载体,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举世公认的人类伟大发现之一,可谁也不会花钱去买“进化论原理”;圆周率3.14人们也经常用到,也不会有人付费使用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科学研究成果属“公共品”。“公共品”的特点: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不存在边际成本。科学研究正好具备这两个特性。科学家发现的某个规律(或定理)一经公布,不仅使用不排他,使用人数的多少也与成本无关。比如,你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并不妨碍我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大家同时使用,当初发现“圆周率”的成本不会变。

与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研发倒是可以创新,可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应该资助所有的技术创新?当然不是。国防军工技术与高新技术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其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转让,此类创新政府应该投资;而一般民用技术研发与国家安全无关,创新成果又可有偿转让,政府对这类创新只需提供公共服务,应让研发机构面向市场去筹资。

实行创新发展的另一难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达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连续四年居全球之首,可目前中国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科技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政府拿大量的资金支持创新,而大量专利成果却束之高阁。

于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科技人员不重视成果转化?2015年暑期我到南方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大家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其所在单位评职称,无国家课题近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近百倍,特别是近五年,财政投入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不关心科技成果能否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规模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八成;而未经中试成功率只有三成。困难在于,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自己建中试车间。

以上因素确实会妨碍科技成果转化,但并非关键原因。我的疑问是,如果是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那么为何有人评了职称也不重视成果转化?事实上,目前科技人员中多数都是有职称的。再有,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同样也站不住,可证伪的例子是,欧美国家政府财政也投资科技,可人家成果转化率却达70%-80%。

至于中试车间,说到底是一个谁出钱的问题。中试车间当然最好由政府建,即便政府不建,假若研发者的产业化愿望强烈,而成果又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建中试车间则易过借火。今天国内市场钱并不难找,难就难在研发者缺乏产业化动力,而成果又没有令人乐观的市场前景。

归根到底,以往产学研脱节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主创人员不能直接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前,美国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曾归政府所有,其转让收益也归政府,而那时美国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5%。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今天达到80%以上。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2007年以前,中央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也归国家所有,2007年颁布《科技进步法》后,国家将财政资助研发的专利权下放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成果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研发机构是企业投资;而我们的研发机构是国家投资的事业单位,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小锅饭”。

现在看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办法:一是改革科研院所的“事业”身份,让其自立门户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让科技主创人享有专利转让的部分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相对容易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201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此已有相关规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协调发展的两个层面

协调发展涵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诸多方面。但若从学理角度看,以上各方面的协调最终要反映为两个层面的协调:一是总量平衡;二是结构合理。

先看总量平衡。我们知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商品短缺,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市场经济下的总量不平衡,通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产能过剩或商品过度库存、失业率上升。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

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有两个:一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他是这样论证的: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考虑税收、政府支出与进出口),于是从总收入(供给侧)看: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总支出(需求侧)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则: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面论证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其实有疑点。不错,在年底回头看当年的国民收入存量,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若在年底看下一年的国民收入流量,保持总量平衡却未必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可向两个方向转化: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储蓄可转化为投资;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则可转化为消费。事实上,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肇始于欧美、风行全球的信贷消费,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例子。

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另一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如投资兴建一家汽车厂,生产汽车需要钢铁,于是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钢铁厂炼钢需要买煤,则可扩大煤矿的需求,煤矿需买采掘机,又可扩大机械厂的需求。我们不否认投资有乘数效应,但消费也有加速效应:消费者购买汽车,可扩大汽车厂的需求,而汽车厂需买钢铁,又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以此类推,也一样会产生连锁的需求放大效应。而且经济学并未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一定胜于扩消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灵丹妙药。

中央当前力推的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由谁来主导,对此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政府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而按照经济学分析,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

政府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么?政府官员并非先知先觉,自然很难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九五”时期政府曾提出要振兴煤炭、钢铁、汽车、建材等产业,可到“十五”时期就出现过剩。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乎都属于2009年要振兴的产业。

那么政府官员是否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官员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错了市场自己不赔钱,无关痛痒;企业家一旦投错了项目,赔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一般说来官员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倒是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哪个更有效,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相对市场调节见效快,但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结构调整的主体,我认为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虽然企业家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才是好结构,但市场知道。因为市场价格会反映供求状况。由于企业家更关注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生产,让供给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目前国内有一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此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理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工业化后期并不成立,今天欧美制造业强势回归就是例证;所谓分工范围约束,是指该定理的适用范围要由分工范围决定。若分工仅局限于一个县,该定理就只适用于这个县;分工若扩大到一个省,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省;若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分工,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适用于某个地区。

举例说吧。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三个地区,甲地的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的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的比较优势是第三产业。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这样甲、乙、丙三地应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该定理,但只要这个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其整体结构演进趋势仍会与该定理一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那时英国的结构演进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德文郡却是发展农业;曼彻斯特是发展工业;而伦敦则是发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中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据了解,不少地方政府信誓旦旦,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看来,这还是政府主导调结构的思路。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不然大家一窝蜂,地区结构肯定会雷同,而且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虚脱。所以,结构调整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精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商品价格,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针对结构瓶颈补短板。

绿色发展的关键一招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也不例外。

人类文明为什么转型?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曾有个观点,他说:一个社会哪个阶层拥有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个阶层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如奴隶社会,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最稀缺的是人手,所以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就成了统治阶级;后来随着人口增长,人手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于是地主成了统治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稀缺,于是资本家成为了统治阶级。

我认为用“稀缺”解释社会转型并不科学,社会转型应该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不过,用“稀缺”解释文明转型倒是可取。比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原因就是粮食短缺。马尔萨斯当年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要比人口增长慢。也正由于粮食短缺,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便产生了农耕文明。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得到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奢侈品”就显得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

工业社会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坏了生态环境。相对物质供应来说,今天好的生态环境反而稀缺了,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三十年前,我们还把“烟囱林立”作为文明的标志,可近年来媒体时有报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项目有污染而遭到群众反对。由此看,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既顺乎民意,也顺应了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

怎样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呢?若要对症下药,我们得先弄清生态环境为何会被破坏?对此人们可以罗列出许多原因,但经济学认为根本原因就一个: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比如有一家造纸的工厂,其私人成本是企业直接成本(原材料、工资及管理费等),而排放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损害所发生的成本(治理环境的费用与居民受到的损害)却转嫁给了政府或居民承担,故称社会成本。正由于企业不承担社会成本,所以才对生态环境漠不关心,甚至肆无忌惮。

据此分析,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一招,就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怎样内化呢?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此办法无疑是一个思路,也有国家曾经这样处理。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政府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政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需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请注意,这里的交易成本是指政府为分配排放权而产生的有关信息搜集、谈判沟通、组织协调、维持稳定等非生产性费用。

中外大量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由于环境未出现普遍污染,公众环保意识不强,若将排放权界定给企业不会有人反对,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由于环境逐步恶化,公众环保意识增强,若仍将排放权全部界定给企业往往会招致居民抵制,交易成本会升高。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随着工业化提速,企业排放权的分配比例应逐步调低,居民的分配比例应逐步提高。

分配排放权是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的重要一步,但仅此不够,政府还得开放排放权市场,让排放权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若排放权不能交易,不仅社会成本难以内化,而且大量超标排放企业由于无处购买排放权会立即停产,失业会增加。排放权市场开放后,超标企业可到市场购买排放指标,这样有了缓冲期,企业便有时间技改,最终实行节能减排。

不过有一个可以预想到的难题:开放排放权市场后,即使市场有排放指标供应,也会有少数企业因买不起排放指标而难以存活。对此,政府绝不可心慈手软。我们要实现绿色发展,淘汰一些高污染企业在所难免,长痛不如短痛,何况开放排放权市场本来就是为了淘汰部分落后企业。以往限排是靠政府行政指令;而现在用的是市场机制。既然都是淘汰,就不如由市场去优胜劣汰。

要特别指出的是,淘汰部分高排放企业只是目的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减排。比如当政府将排放权指标分配给企业后,若有企业节能减排,自己用不完的指标便可到市场去卖,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正向激励。如果说政府过去的行政限排主要手段是“罚”,而排放权交易则是恩威并重,有奖有罚。

开放发展的共赢模式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对外开放可谓居功至伟。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史,战后所有迅速致富的国家,无一不是全球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重振经济需要购置大量设备,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其实只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但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1997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众口一词,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可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而是企业破产与大量失业!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背景下,如何推动开放发展?我们以往经济高增长曾得益于出口导向战略,那么今后是否还能沿用这一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大家想想,为什么现在中央要强调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

为理解中央的这一精神,我们不妨先从国内贸易分析入手。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自己与别人比的成本优势)决定。比如我和你,我种粮的成本比你低,织布的成本却比你高;而你呢,种粮的成本比我高,织布的成本却比我低。这样比较起来,我的绝对优势是种粮,你的绝对优势是织布。斯密说,只要按各自绝对优势分工,我种粮你织布,然后彼此用粮与布交换,双方皆可节省成本。

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理论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自己与自己比的成本优势)。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都有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交换。若无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有分工。还是举前面的例子,我专种粮而你专织布,但若我不能用粮食换你的布或者你不能用布换我的粮食,不能互通有无,我和你怎可能分工呢?

这例子暗含一个重要推论:企业生产商品是为了卖(满足别人的需求),而卖的目的则是为了买(满足自己的需求)。简言之,国内贸易是“为买而卖”。因为对商家来讲,不卖就无法买,不买也就无需卖。事实确亦如此,在早期物物交换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是由于货币的出现,商家这种“为买而卖”的动机渐渐被人们漠视了。

回头再看国际贸易。其实,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道理相通,出口也是为了进口。不然你告诉我,一个国家若不想进口,出口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学讲参与国际贸易可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是说出口自己生产率高的产品而进口对方生产率高的产品可以双赢。若你只出口不进口,别人享受了你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你却不去分享他国高生产率的利益,这样你岂不是赔本赚吆喝?

有人说扩大出口可以创汇。出口当然可以换回外汇,但换外汇并不是出口的最终目的。要知道,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是国内实实在在的资源,而外汇不过是进口国给出口国开具的借条,若出口国不将外汇用于进口,外汇就是一张纸,毫无用处。这是说,过度追求贸易顺差,实际是对国际分工利益的主动放弃,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授人以柄,加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这正是当下中国的难题。不管怎么说,外储过多是以往外贸“出多进少”的结果,所以中央强调今后要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为此,我们的外贸政策就应作相应调整:当务之急,是要在巩固现有出口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进一步加大进口力度;同时, 要逐步减少或取消出口优惠,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另外,还要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开放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如何实现开放发展,中央还在操作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如“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

共享发展的分配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体会,这主要是指收入分配要体现公平。

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被历史淘汰。

事实上,公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举过一个例子,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也不知自己的未来,这样,由他们就分配制度设计——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作协商,结果会怎样?罗尔斯断定,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这虽是个假设的例子,但罗尔斯的推定不无道理,人类社会早期其实就是实行均等分配。

对为何要实行公平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收入实行均等化分配也能增进社会福利。何以如此?他的理由是,穷人一块钱的效用要比富人一块钱的效用更大。对富人来说,多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少一元钱也无足轻重;可对穷人来说,多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这样,将富人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社会福利会因此增大。

20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这一观点广受关注,并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政策。当然,其间也受到不少人批评。批评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效用属主观感受,无法横向比较。穷人缺钱可能买不了自行车,富人缺钱可能买不起汽车,所以不能说一块钱对穷人的效用就比富人大。二是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会停滞,最后富人也会变成穷人。

公平分配当然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关于福利优化分配的标准。在帕累托看来,福利分配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既定分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通俗地讲,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就无以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分配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便是最优的分配。

帕累托还指出,福利分配除了最优状态,同时也存在次优状态,即不减少任何人福利仍可增加某人的福利。学界称此情形为“帕累托改进”。有这种情况么?当然有。比如当年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并未因此受损。帕累托强调,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可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困难在于,收入分配调整并不能仅局限于“帕累托改进”,为了照顾公平,政府有时不得不动富人的奶酪。那么富人的奶酪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动呢?对此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假想补偿”当然不是真的补偿。卡氏的意思,政府调节收入可以抽肥补瘦,但要有前提,即穷人得到的收入能足以弥补富人的损失,否则动富人奶酪就得不偿失。

举例说,用富人的100元收入补贴穷人,若穷人收入因此增加了110元,这样补偿富人100元损失后(社会总收入)还多出10元,倘如此,卡尔多认为这种收入调整可取;反之,若用富人100元收入补贴穷人,结果穷人收入只增加80元,穷人增加的收入不仅不能补偿富人的损失,社会总收入还减少了20元。这种收入调整显然不合算,也不足取。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补贴有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设想,即采用负所得税方案予以补贴。负所得税的计算公式是:负所得税(补贴)=社会贫困保障线 -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而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补贴)。弗里德曼说,用这种办法补贴穷人的最大好处是补贴兼顾效率,可鼓励贫困者通过勤奋劳动脱贫。

请看下面的例子。假定政府规定的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税率为50%,若某穷人的实际收入为1000元,按上面的公式算可得补贴500元,最后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加补贴)为1500元;若实际收入500元,可得补贴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若实际收入为零,则可得补贴10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只1000元。可见,实际收入越高,最终个人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以上是经济学关于分配的相关理论,转向政策层面,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扶贫攻坚”有三点启示:第一,共享发展体现社会公平,事关人心向背,故防止两极分化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调节收入分配应优先采取“帕累托改进”,凡是不存在外部负效应的分配改革,皆应尽快推进;第三,调节贫富差距要兼顾效率,上策是社会总收入不减少。为此,政府扶贫要立足“造血”,帮助贫困人群将蛋糕做大。

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是要将企业排污带来的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为此政府可以分配排放权并允许排放权进入市场交易

当务之急,是要在巩固现有出口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进一步加大进口力度;同时, 要逐步减少或取消出口优惠,另外,还要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大厅,一名工作人员实时关注碳交易信息电子屏。CFP供图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CFP供图


2016年5月22日,江苏连云港,一艘大型远洋运输轮在连云港港矿石码头卸载进口铁矿石。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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