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未知   2016-06-12 20:10:44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教授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外需不振使得经济转型更为迫切,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措施应加快推进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马玉荣 吴思

2016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启动,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成为“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焦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此次论坛上表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密不可分。放眼未来5到10年,可能的重大改革都集中在供给侧,尤其是在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随后,《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对迈克尔·斯宾塞作了深入专访。他表示,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措施应加快推进。

经济下行与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十分缓慢,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你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经济形势?

迈克尔·斯宾塞:世界经济发展确实缓慢且还有下降趋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总需求下降,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制约了增长。一方面,大量的债务堆积,使得收入增速滞后于债务增速,债务杠杆的上升对总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从分配上来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平等的加剧也减少了需求。因此,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多种结构性改革来挖掘最大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全球债务失衡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迈克尔·斯宾塞: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紧缩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一直是各国经济复苏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债务越来越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危机后的债务趋势研究表明,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即全球生产总值的75%。例如,目前中国的债务比2007年扩大了4倍,并且其债务占GDP的比率高达282%,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估债务增长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通过债务增长拉动总需求,但无法实现潜在的经济增长,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要评估债务风险,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必须考虑跨部门(家庭、政府、非金融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构成。毕竟,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有很大不同。过多的家庭债务极其危险,因为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冲击会降低消费,从而,削弱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从这样的冲击中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如今,房价的增长已被减弱,甚至可能会放缓,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通胀率低于目标,一些经济体面临通缩风险。在低增长的环境下,某些形式的违约概率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没有人会赢。

评估债务增长风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和利率。虽然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后危机时代什么才是“正常”的利率环境,但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许多国家仍处于接近零利率的水平,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我们知道,如果一国采用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高额并不断上升的债务还可能维持下去。但不幸的是,不可能无限宽松,零利率或负利率都只是暂时的过渡性措施,不能认为经济已经企稳而中断促进长期增长的改革。

最后一个因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化解债务风险必然要承受经济下滑的阵痛。不断增加债务以维持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消费、投资,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应尤其注意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应如何通过改革来防控金融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扩大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毕竟,过高的债务水平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但要客观评价中国的债务风险。

很多国家的政府会扩大债务以刺激公共和私人消费。如果过度使用这一方法,实际上是提前消费了未来的需求,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应对短期需求急剧下降的冲击,帮助经济实现企稳,扩大债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只要债务资金投向高收益部门或形成更多的资产,较高水平的债务并不是问题。主权债务则可以看作是未来增长的增量。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大部门债务都用做了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将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但问题是,2008年危机后中国释放的信贷大多数进入了房地产和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投资回报率是负的。

因此,中国所谓债务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投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必须改革其金融体系和投资模式,特别是改革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避免风险定价失真,减少低效和负回报率的投资。

当然,一些发达国家也没能投资于高收益部门,但其原因与中国不同:预算紧缩和债务积压导致投资减少。这虽然会降低负债率,但也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并陷入通缩。所以,为了刺激增长和就业,这些国家必须密切关注债务问题。如果债务是为促进增长的投融资,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为拉动短期需求而借债,将面临高风险。这些问题并不是老生常谈。投资回报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因国家而异,因此,很有可能将债务投向错误的部门。比如,在长期低利率和短期需求不足的国家,由于公共投资可能会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财政紧缩的措施。但实际上,正确的公共投资会刺激更多的私人投资。如何识别好的投资,应在探讨债务问题时予以关注。

中国在进行改革以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应认识到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金融部门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垄断利益和过于宽松的监管。因此,金融部门的改革应该强调降低这两方面的风险,以防止债务过度累积。即使允许家庭部门使用抵押贷款购买房地产,也应该严格限定其范围。中国需要深化金融部门的资产管理,从而,有利于个人和机构进行理性投资并控制风险。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迈克尔·斯宾塞: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实际上,即使对一个非常成功的中等收入转型期的国家而言,6%-7%左右的增速是健康的。如果以10年为周期来观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很复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是没问题的,而期望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现实。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建议?

迈克尔·斯宾塞:首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在不断地自我运行,从产生价值,到投入资金,再到投资形成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政府需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第二,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疏通那些阻碍资源有效分配的环节。举例来说,中国有许多私人创业的企业,这些创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并不愿意将资金配置给这些企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改革金融体系,增强市场导向,以确保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得资金维持经营,而不是只偏向于国有企业。这样可以避免无效投资,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有利于避免包括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企业部门的超额债务。

第三,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国需要改革监管框架。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更完善的食品加工与种植监管、更公开透明的金融监管等等。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制度,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推进的,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当然,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行动了。在未来,改革的时间点及其阶段性成果十分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大规模减税,你如何看中国的减税和财政赤字?

迈克尔·斯宾塞:政府增加少许预算赤字来支撑需求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否长期可持续,还有待观察。我认为这些预算应该更多瞄准必要的公共投资和有价值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健康等)。

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来偿付债务,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于正在推进的大规模城镇化意义重大。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目前在重点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处理好供给侧和需求端关系,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迈克尔·斯宾塞:我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样重要。供给侧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中国现在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等举措还将继续进行。

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这是中国无法控制的。市场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成为长期趋势。如果市场失去了信心,需求又不见增长的话,那么增速放缓就会从短期变成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应该忽视需求侧。当然,不仅仅要拉动总需求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冲击,还要优化需求结构,否则供求方面也会扭曲。

因此,中国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要管理总需求。但按照通常刺激经济的做法,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因为中国当前面临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问题。因此,中国在需求侧和宏观政策上需要相当谨慎。投资作为供给和需求的结合点,一方面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重塑供给结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资都还远远不够,要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才能从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表示,中国未来10年的重大改革都将发生在供给侧,其他国家有什么经验可以让中国借鉴吗?

迈克尔·斯宾塞:很多国家都面临创新的问题。一些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支持创业与创新。要知道,创新的源泉多种多样。对人力资本以及基础研究的巨额投资(通过奖励和竞争的方式)正在并将继续起作用。减少科研机构、风险资本和企业之间的壁垒也很重要。这其中的困难很多,缺少有远见的风险投资以及宜商的文化是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只有有了消费能力,供给侧才会出现大量好的创新点。如果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将持续不足。比如,人们经常购买的家电、汽车、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以及住房,有购买力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都可以创新。换言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有大量的创业企业,它们可以生产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产品,只要中国拥有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些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样,技术对于物流、服务业等领域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很多创新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从需求角度出发,在推进结构转型过程中,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迈克尔·斯宾塞: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如果看其他几个转型国家,比如韩国,只要国内消费增长足够快,那么就可以比较平稳地将增长动力从出口转到消费,这样,出口下降就不会导致经济大幅放缓。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提高中国出口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国内消费将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最终将在国内被消费。另外,投资也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和出口一样,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不可能一直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报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新的增长点在哪?

迈克尔·斯宾塞:我觉得各个部门的增长点很多,即使外部需求相对疲软,中国国内市场仍然强劲,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增长。

从要素市场看,人是最有创造力、最有生产力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降低对要素流动性的需求,很多环节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促进效率的提高。比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我们通过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会改变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减少更多的劳动力,甚至改变整个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现在,在很多国家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因此,我相信中国可以很快适应这种变化,促进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太僵化,一谈到结构性改革就意味着高额的劳动力处置成本,根本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进行很快的调整。所以,我想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这在中国没有太大的障碍。

“一带一路”与G20峰会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这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迈克尔·斯宾塞:“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东南亚、中亚、中欧和东非的发展均有积极影响。如果“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够成功地将储蓄引导至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促进发展,这对全球经济有好处。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中国即将举办G20峰会,中国面临怎样的机遇?

迈克尔·斯宾塞: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可以影响会议议程。中国之前的强劲经济增长和目前外向型组织发起者的角色,也使中国获得了相应的信誉。一直以来,要在G20峰会上落实任何事情都很难,不过中国可以帮助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平衡、高效的增长模式和战略方向前行。

中国必须改革其金融体系和投资模式,特别是改革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避免风险定价失真,减少低效和负回报率的投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是没问题的,而期望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现实

(刘映月对本文亦有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教授。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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