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一个观察真实世界的客观派学者

□特约作者 周子勋   2016-11-25 05:22:15

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实际上背后是结构的不断变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中间目标是提高产业结构,切入点是提高要素禀赋结构

□特约作者 周子勋

林毅夫出席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周子勋 供图林毅夫,他始终以严肃又谦和的学者形象著称,也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中国学者。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中国台湾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979年林毅夫到大陆以后,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

1979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接着又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攻读博士后。

1987年回国后,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89年国务院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一直到1993年,他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4年,他到北京大学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他返回北大,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2015年12月创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2016年4月兼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对于他的传奇经历,林毅夫几乎从不提起。但他对中国发展的理论解析、对经济趋势的冷静思考、对未来走向的意见主张,堪称独树一帜。其标志性的成就是倡导“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被外界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决策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新结构经济学

在一些重要场合,我经常能聆听到林毅夫精彩的学术讲演,其内容也多数是围绕他的最新心得——新结构经济学而展开。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有幸就这一话题与林毅夫进行了深谈。

新结构经济学是由林毅夫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演进和扩展。林毅夫说,比较优势强调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形成竞争优势,创造剩余,积累资本,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林毅夫指出,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一方面需要在逻辑上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检验中站得住脚。

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这些国家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当然,在林毅夫看来,每个比较优势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也是不断变化的。过去资本相对稀缺,随着劳动密集产业快速发展形成的积累,就会使资本变得相对丰富。那么最优产业结构就会变化,需要升级到和过去比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而且软硬基础设施也要相应的完善。比如说,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资本的需求相对少,使用的技术相对成熟,风险相对小,但现在需要的资本相对多,风险比过去大,需要有能够动员更多资本并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并且,随着资本深化,规模经济扩大,市场范围更广,也需要有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也就是说,不同比较优势不仅内生出来“新的产业结构”,同时也将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林毅夫倡导“新结构经济学”。他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比较优势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把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认为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后者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对于为什么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研究发展,林毅夫认为,这是因为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其实就是在这个时点的总预算。总共有多少资本,多少劳动,多少资源可以使用,是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可以支配的总预算。并且,不同经济体拥有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有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有的资本比较多、有的劳动力比较多或是自然资源比较多,相对多的要素就相对便宜,少的就相对贵。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学分析的两个最重要参数。

每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不一样,相对价格也不一样,导致比较优势和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如果进入的产业跟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符合,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发达国家之所以都在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就是因为它们的资本相对丰富和便宜,要素生产成本比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多的国家低。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都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因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多,价格相对低,所以这种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低。

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的。当然比较优势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技术或专业化等,产业结构也会受到家庭偏好的影响。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不是同一个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差异,而是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结构怎么决定,以及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如何随着发展程度而变化,所以,那些因素可以先舍掉。在每一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在那个时点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个国家的产业都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应该最有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最优的产业结构。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切入点,我们就可以推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

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普遍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图为安徽省淮北市服装厂的女职工在加工出口到欧盟地区的服装产品。CFP供图林毅夫眼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说,结构主义是从市场失灵来解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则是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来解释。研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来的收入水平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高,那当然产业结构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这一点新结构经济学和结构主义是一样的。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要像发达国家那样拥有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由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就必须先积累资本,如果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跟发达国家一样,那最优产业结构当然就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中间目标是提高产业结构,切入点是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而且必须让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不断增加,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规模经济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在发展过程当中除了提高产业结构之外,还必须改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硬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这是个动态的过程。

“上述认识可以解释什么叫做收入陷阱?所谓收入陷阱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国家它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变动太慢,导致它的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跟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不能越来越小,这就是收入陷阱。低收入国家可以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也可以有陷阱。”林毅夫认为,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

经济学要改变世界上85%的人的命运

林毅夫表示,在刚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常在国内外的各种论坛上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这并不是说要回归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标题中已经把他的研究方法讲得非常清楚了,也就是“对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索”。

林毅夫说,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自己在学术上多发表一些文章,能够安身立命;但是更希望我们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改造世界。从后一点来讲,实际上,经济学做的还非常欠缺。因为从亚当·斯密到现在,即使经济学有那么大的发展,有那么多人拿到诺贝尔奖成为大师,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85%的人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经济学对改造这85%的人的命运基本上没有帮助,而且还可能起反作用。人们常讲的一个笑话是:“最有破坏力的人是谁?就是经济学家”。我希望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多发表论文得到晋升,还要让经济学真正能够改变世界这85%的人的命运。通过我们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从自己的了解来帮助别人了解。

就以发展经济学为例,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及新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子学科。当时提出的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是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观察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和技术,导致劳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率先发展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先进产业。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上述发展战略,但却发现,在这些产业建立起来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构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实践失效了。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为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进入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原因是发达国家有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大量的政府干预,企业国有,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直接资源配置,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等,导致经济发展绩效差。因此给出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市场化,资源自由化,政府的责任是维持宏观稳定,维持财政预算的平衡。然而推行的结果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迷失的二十年,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再次扩大。

成功经济体的五大特征

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表明,在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后,继续进入到高收入行列。这两个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有望在2020年前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本来距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就不大。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即使有像世界银行这样的一个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又有金融资源来支撑根据理论所制定的政策,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多在美国留学后回去推动他们国家发展的精英人才,但是,效果非常差。有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反思的根本原因所在。由2008年诺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罗领衔,二十几位发展中国家既懂经济又有实践经验的官员参与的增长委员会出版的《增长报告》,对二战以后13个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速度、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高速增长经济体成功原因的研究发现,这些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特征:一是它们都是开放经济;二是宏观经济都比较稳定,不经常出现危机;三是都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四是都有有效的市场;五是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这五大特征跟过去主流理论的政策框架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既有市场,也有政府。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多关注,这本书非常强调结构变迁,认为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实际上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是结构的不断变动。

“上述五大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是如何成功并没有药方。中国人常讲药的用量不对,补药可以变成毒药,如果只有药材没有药方,政策执行者怎么去遵循?所以,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来讲,还远远不足,还要继续反思,新结构经济学则是这种反思的结果。”林毅夫表示,作为经济学者,遇到问题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美国的学术界在不断地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把自己留学时读的那本书当作“真经”,没有考虑是否在国内适用的问题,而且,国外的“经”都已经变了,他却还信奉原来那本“经”。

“当然,必须声明的是,我是客观派,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大家都拿现有的根据发达国家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去套,都觉得中国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理想状况相距甚远,问题很多,又不按这些理论所开的药方去解决问题,所以很悲观。很多问题我了解,也觉得需要有解决的办法,但必须要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如果不了解,可能会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林毅夫说。

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现象只要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它可以用无数多的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所以,不能满足学到的理论或是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现象,更重要的是理论必须能够改造世界,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也是学习理论或是提出理论的目的。”林毅夫说,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在有效的市场中,政府必须发挥有为的作用,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

林毅夫表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否则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马把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以中国为例,1979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中国的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中国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把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好来坐等各种新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自发的涌现。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各项营商环境的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区和园区内,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中国在转型初期虽然劳动力成本很低,但是中国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不能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克服这个瓶颈限制,中国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地招商引资,鼓励国外具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国际买家信心的外资企业到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来投资设厂。

采取这种务实的办法,中国迅速发展起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

而这种务实的发展思路和做法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林毅夫说,为了验证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适用性,2011年世界银行委托了一项名为《非洲轻工业》的研究项目。该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只有中国同行业工资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业的一半。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为中国的70%,与越南大体相当。劳动成本大约占中国制鞋业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埃塞俄比亚在制鞋业上很有竞争力。但是2010年,中国的制鞋业雇佣了1900万工人,越南有120万,而埃塞俄比亚只有区区8000人。

2011年3月,林毅夫带着研究成果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拜会了当时的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告知这项研究的发现,并介绍了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创造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筑巢引凤”,以及政府一把手亲自招商引资、增加投资者信心,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迅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经验。同年8月,梅莱斯利用到深圳参加大运会的机会,亲自邀请中国的制鞋厂商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华坚鞋业是国内生产出口中高档女鞋的一家大型生产厂商,受此邀请,2011年10月由老板张华荣带队到亚的斯亚贝巴考察,当场决定投资,并招募了86名当地工人到国内培训,3个月后便在当地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鞋厂。从最初的550个工人,到2013年12月华坚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3500人。

产业政策想要成功的秘诀

“思路决定出路!”林毅夫毫不隐晦地指出,按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务实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施政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以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该国的要素禀赋,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创造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都有可能告别过去的命运,开启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和脱贫的一章。

当然,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要成功,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讲,就是要帮助企业进入到一个要素生产成本比较低的行业,也就是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林毅夫把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划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跟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还有差距。以中国为例,中国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唯一一个各种产业部类都齐全的国家,但是中国相同行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代表技术和附加值的水平比较低。中国的产业实际上还是在追赶的阶段。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有些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而退出,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或接近领先地位,比如白色家电行业、摩托车等产业。

第三类是我们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部分产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有能力、有创新的企业转型到“微笑曲线”两端做品牌、产品开发、渠道管理,附加价值较高。另一种是像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的部分企业一样,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把产业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创造“第二春”,把GDP变成GNP。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其特性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中国人力资本跟国外比较起来差距小,而且,中国有国内市场大的优势,在这类产业上可以直接和外国竞争。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属于这一产业。这种产业可以实现弯道超车,有先发优势。

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其研发周期长、人力金融物资成本投入高的产业,比如航天、制药等。这类产业中,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需要在国内自己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政府需要给予保护性补贴。

这五大类产业所需要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对发达国家来讲,技术水平与产业发展已经在世界前沿,创新必然是发明。作为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类型产业可以发挥先发优势,其他则需要发挥后发优势,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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