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转型中重构新平衡

王一鸣   2016-11-25 05:22:56

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 王一鸣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比2014年回落0.4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业绩殊为不易。2016年,中国经济是延续过去5年的下行态势,还是在再平衡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这既取决于市场需求变化,更取决于结构性改革是否发力,能否激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推进新一轮转型中重构新平衡,将开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的新周期。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

2016年的世界经济将难改“新平庸”表现。从最新的国际机构报告看,2016年,全球经济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发达经济体将延续温和、不均衡的复苏态势,增长率略有回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英国的经济转暖,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新兴经济体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凸显,增长可能陷入停滞。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有利于中国扩大外贸出口,但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2016年,中国外贸增长仍难有明显好转。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将削弱资源输出国已相当脆弱的增长前景。从2012年以来,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对大宗商品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在全球产能过剩和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需求难有明显回升,价格继续走低的可能性较大。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进口大幅收缩,进而影响到中国外贸出口回升。

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加息仍将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导致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受到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需求收缩、风险释放的间接影响。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回稳。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逐步探底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逐步趋稳。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在高位上逐步企稳。

第二,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与此同时,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这表明过剩产能已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祛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2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当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调适能力。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要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需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国家层面,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在企业层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在体制层面,要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创投、风投、众筹等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人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人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人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一流人才。

第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市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016年2月18日,河南安阳,工业机器人正在生产线上对光伏玻璃产品自动堆垛。 CFP供图第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中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中国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第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测预警方法。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5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效应空前增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的“溢出效应”。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中国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没有下降,仍是许多经济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5年的比重基本相当。

在金融层面,由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还不明显。不少国际金融机构也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2015年8月11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及股市波动,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过度反应,这主要是通过预期渠道实现的,与全球经济低迷环境中形成的悲观情绪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近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仍将发挥世界经济稳定锚和动力源的作用。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也将对世界经济形成关联影响,其他经济体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与世界各国需携起手来,共同开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局面。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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