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稳增长的正确姿势

刘胜军   2017-01-14 23:10:08

通过减税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是当前最优政策选项

2017年是中国经济步入次贷危机之后的第9个年头,“市场出清”旧题未解,又增“特朗普不确定性”的新忧。2017年稳增长压力很大,只有采取正确的稳增长姿势,才不致于顾此失彼,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的经济挑战

2017年的特殊性在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这注定将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因此,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稳增长”被置于五大任务的首位,是为了“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稳增长”并非易事。

挑战之一:“信贷密集度”居高不下。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特纳在《债务与魔鬼》一书中提出“信贷密集度”(credit intensity)的概念,并指出这是困扰当代经济的顽疾。中国也不例外。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信贷密集度在2009-2010年“四万亿”期间畸高,随后回落,但在稳增长压力之下,目前又攀升到了危险水平。这意味着,在不降低信贷密集度的情况下,越是稳增长,杠杆率就越高。这样供给侧改革中的“去杠杆”就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挑战之二:“债务积压”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积压已成为全球最关注的风险之一。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过重,加之产能过剩导致的平均利润率下滑,越来越多的企业恐陷入“庞氏融资”困境。中国与日本的金融体系比较类似,即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密切,社会对“破产”容忍度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停止借新债,并以利润偿还债务,从而导致投资下滑,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由于企业缺乏借贷需求,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流向楼市股市,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自2016年7月以来,中国M2与M1增速剪刀差迅速扩大,新增银行信贷中涌向房地产的占到2/3以上。2016年11月,居民贷款新增6796亿元,占新增信贷的比重高达85.5%。

挑战之三:增长动力“国进民退”。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维持了6.7%的增速,实属不易。然而,其动力结构变化值得关注:贡献最大的是国企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可见,国企和地方政府成了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下滑。经验证明,这样的格局往往意味着未来会出现大面积银行不良资产,这是不可持续的。

2017:稳增长的正确姿势

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简单的稳增长,而是“有质量的稳增长”。从可供选择的政策来看,目前似乎“山穷水尽”。

其一,货币政策失灵。央行降息降准所带来的新增货币,主要流向房地产,这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化的危险性。当前M2增速高于GDP增速近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但它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非常有限。货币政策失灵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缺乏有效信贷需求。

其二,扩大财政支出空间不大。在经济下行期间,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需求。尽管官方提供的财政赤字数据为3%,但按宽口径计算的赤字率实际已经达到5%-6%。不仅如此,政府过于积极作为,已经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且存在滋生潜在不良资产的巨大风险。

其三,房地产泡沫已接近危险水平。最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急剧下降,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但2015年底中央提出“去库存”以来,房地产再度暴涨、投资回暖,这成为2016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其代价是房地产泡沫加剧,引发普遍忧虑。一线与三线城市的楼市格局分化,也制约了房地产刺激的空间。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充分表明中央对“房地产依赖症”的高度警惕。

怎么办?何处寻求新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句关键的话,“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实现有质量的稳增长的唯一选择。

如何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就是企业特别是民企缺乏投资意愿。必须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

民企为何不愿投资?最近两位知名企业家的“主动抱怨”揭开了谜底:实业不赚钱,而税负过重则是主因。

“饮料大王”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呼吁,“当前做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导致一些企业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2016年的费与2015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费增加太多。现在工业用地也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敢去投?而且水电气都是国有的垄断企业,用水电气、建设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审批的不少环节也需要花不少钱;请第三方评估出报告,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都需要费用。面对如此高的投资成本,如果企业对盈利又没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

“玻璃大王”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美国只有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5个百分点就是40%。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可见,中国的高成本和高税负已经抵消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制造已经失去成本优势。

那么,他们的抱怨是否可靠?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企业税负显著偏高,位居全球第12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6%。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也体现在一个简单的数据: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速。现在,的确是到了让企业“休养生息”、“放水养鱼”的时候了。

减税才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减税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是当前最优政策选项。在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中,“降成本”到目前并未引起足够的讨论,其实从“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来看,减税才是最核心的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取决于企业家激励。税率高低是影响企业家激励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将美国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美国主要的税种)税率降低30%左右,这样做不仅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更使其走上了创新之路,创造了一个长期繁荣的创新周期。

CFP供图减税的艺术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减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减税要取得“提振市场信心”的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让市场真实感受到减税效果;第二,力度要超预期。

目前,中国减税的主要路径是:(1)营改增;(2)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其局限性在于:第一,营改增的效果存在很大争议,不少行业和企业都抱怨感受不到减税效果;第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减税力度很小,企业没有多大感觉。

因此,就出现了减税效果不佳的局面。减税本身就是对企业预期的管理过程,要取得好的政策效果,必须提高减税效果的能见度和力度。

政府首先要有减税的诚意。目前不少政府官员和财政部门对减税存在忧虑: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减税会导致财政更加困难。其实,这是对“减税”的误解。“减税”的准确表达是“降低税率”而非“减少税收收入”。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偏高的情况下,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反而可以通过扩大税基而增加财政收入。既然减税可以让政府和市场双赢,那为何还要坚持高税收呢?

笔者建议:(1)把直接降低税率作为减税的主要方式,这样企业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并计算出减税的实际利益。例如,2015年全国企业所得税为2.7万亿元,如果把所得税率直接降低50%,企业家的感受必定显著;(2)不要挤牙膏,要超预期。例如,笔者一直主张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2015年为8618亿),这样做既可以激发市场对改革红利的热情和信任,又可以增加民众收入和消费能力。

结束语

减税既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负作用最小的政策选项。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具有充分的减税空间。减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政府有无减税诚意,还需要提高减税效果的能见度和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提振信心、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效果。只有这样的稳增长,才是有质量、有意义的结果。

(作者为经济学家、《下一个十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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