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平等与机制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李大巍   2017-04-18 23:00:13

技能的分散化使得工人的匹配模式发生改变。随着全球化推动分工的发展,技能更加分散,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企业之间可能会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更加隔离

马斯金与本刊记者合影当前,全球经济版图重塑,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抬头,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之下,如何通过经济转型和结构变革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向好发展,成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的热点话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此次论坛上表示,收入不平等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阻止全球化或技术变革,而是应通过第三方的教育和培训让穷人变富。在论坛举办期间,马斯金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独家专访,就全球化、不平等和机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最新观点。

全球化是否加剧不平等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存在不同的技能分布,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高技能工人因与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进行合作而受益,新兴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因失去合作机会而受损。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收入差距缩小,而新兴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全球化为什么会使劳动者的跨国合作出现隔离现象?他们为什么无法全部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技能的分散化使得工人的匹配模式发生改变。如果你看20年前美国制造企业的人员配置,比如福特、通用电气,你会同时看到高技能的工程师和低技能的装配工人。但随着全球化推动分工的发展,技能更加分散,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隔离。现在的美国制造企业只有高技能工人,低技能工人则进入了沃尔玛、麦当劳等服务业。我们的研究也显示,企业之间可能会因上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更加隔离。

要注意,我所说的技能分散化指的是不同的技能水平,不是指劳动者的分工。高技能的劳动者不会去做低技能的工作或任务,这是由企业决定的。所以,在进行跨国合作时,相同或相近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会合作,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并不会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在一国内部,只要分配体系存在不平等,那么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必然是扩大的。全球化是不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

埃里克·马斯金:全球化的生产模式导致收入分配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我的模型中,我假设收入分配体系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显著因素。你所说的分配体系不平等,可能更多指的是政府决定的收入分配体系。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改变收入分配,但我没有讨论这个因素,因为排除税收的影响,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本是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

全球经济缘何难复苏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泥潭。经济为什么难以复苏?有可能出现长期经济停滞吗?

埃里克·马斯金: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状态。在我看来,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从10年前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毕竟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事实上大萧条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后,预计本轮经济复苏也将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

中国经济报告:特朗普上任以来,很多政策在执行上都出现了问题。有人认为,美国投票选举的“多数原则”只是在竞选过程中实现了竞争,但结果不一定是最优的。你怎么看?

埃里克·马斯金:“多数原则”的主要问题是多个候选人(特别是两个以上相似候选人)导致选票分散,最后票多者获胜,但他可能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选票。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投票者只能选一个候选人的安排,并不能充分反映投票者的偏好。真正的“多数原则”应该是孔多塞投票制(Condorcet's Method),即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排序。具体分析可以参考我和阿玛蒂亚·森教授合著的文章《博弈规则:一个新的选举制度》(The Rules of the Game: A New Electoral System)。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和大规模基建计划?

埃里克·马斯金:我不认为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会奏效。即便制造业真的回归美国,这也不会成为美国或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

基建投资是一个合理的想法。当前的低利率环境给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创造了良好的时间窗口。但我认为这些政策最终能否出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你对降低这种风险有什么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首先,我们看到现在政府更倾向于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这样影响不会太大,一旦政策效果和预期不符,政府还可以进行微调。所以这类相机抉择的政策问题可能是时间不一致导致的,但相机抉择政策完全是可以符合时间一致性原则的。政府可以事先说明,在不同情况下它们分别会采取何种行动,用可信的承诺解决相机抉择政策中可能出现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张。CFP供图机制设计与执行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去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在设计机制时如果要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可以对不同目标进行加权。但是有读者反应,对不同目标赋予不同权重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你能解释下具体如何操作吗?比如中国需要解决激励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应该如何将这两个目标进行加权?

埃里克·马斯金:给政策目标赋予多大的权重,这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家的偏好。所以,对这个问题需要政治研究,而非经济研究,经济学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经济研究层面,我们只能提供加权这种解决方式,但无法告诉政策制定者们要给这些目标赋予多少权重。这好比说,我无法告诉你应该选择哪种职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能教你如何更好地进入你想从事的职业。所以我的理论不是确定目标,而是设计实现特定目标的机制。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经济报告:通常我们看到的机制是由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机制组合而成,比如中央顶层设计以及各个层面的合约设计。大机制嵌套着小机制,新机制与旧机制相伴生,那么,如何避免诸多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呢?

埃里克·马斯金:如果你认为当前的机制存在矛盾,导致各种机制之间出现冲突而无法正常运行,那我想这个机制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修改旧的机制以适应新的机制。首先,机制设计是动态的,已经有大量关于跨期机制设计的研究。其次,对机制的及时调整有赖于好的政府工作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一个机制如果没有守护者,就会逐渐无法有效运行。在市场机制中,也会有人破坏法律。因此,机制设计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者。也就是说,机制设计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你怎么看?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我所说的去中心化指的是机制本身。当机制被设计出来后,人们在这个机制中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但机制的设计过程可能不是去中心化的。

如果没有外部设计者的推动,机制可能会无法有效运行。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相应的国际组织监督各个国家,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在为自身利益奔走呼吁。正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执行者,他们才会不遵守已达成的气候变化公约。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靠什么来监督机制的执行呢?规则、权威还是共同的信仰?

埃里克·马斯金:这些都非常有用。就像如果有国际组织来执行气候变化公约,效果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权威的情况下,机制只能依靠自我运转,因此机制设计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我们在设计机制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中国学者也就产业政策的好坏展开过激烈讨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埃里克·马斯金: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有很多争论。兰格和勒纳认为,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中央计划甚至可以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来促进市场良性运行。而哈耶克和米塞斯则认为,中央体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自由市场。哈耶克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中央体制无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信息交换,二是只有市场机制是激励相容的。但哈耶克并未进一步指出,当存在垄断或需要公共产品时,市场机制应如何进行调整。

在我看来,当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就需要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政府要纠正市场失灵。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譬如,市场无法提供健康的生态环境,在这些公共产品领域只能依靠政府。

中国经济报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理解的机制设计者主要是政府。除了政府之外,社会层面有可能成为机制的设计者吗?

埃里克·马斯金:社会参与机制设计的直接方法就是通过合同谈判。你可以把合同视为一种决定人或组织之间如何互动的机制。合同也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定,因此拟定合同就是人们自己进行机制设计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确保合同的有效执行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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